音乐与社会音乐能够消弭印度的种姓差异吗

李安电影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的主题音乐《派的摇篮曲》，曾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入印象：来自远方、安静悠长的吟唱，像母亲般劝慰着游子疲乏的心灵。这首取得奥斯卡提名的原创歌曲，正是一首卡纳提克（Carnatic）音乐著作。借由《少年派》的故事，南印度古典音乐总算有时机被全国际不同肤色、不同布景的人们听到。

11月26日，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的《音乐作为社会镜像》讲座上，卡纳提克音乐家T.M.克里什那（Krishna）带咱们走近了这项陈旧的艺术形式，并叙述了他用音乐力气促进社会相等的测验。本场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赵悠掌管，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讲师周欣参加了对谈。

谁在听什么音乐？某种音乐归于哪一类人？为什么有些音乐被以为更典雅？这样一些问题看似简略，却折射出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对立和文明权力的归属问题。

克里什那介绍了卡纳提克的前史源流、艺术理念，更说到人们应当正视并消除音乐实践中潜藏的种姓轻视——种姓准则被称为印度社会的痼疾，它不只引发政治经济权力的不相等，还深植于本应朴实、独立的音乐界。

孟买·伽耶师利，卡纳提克音乐家，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主题曲演唱者，该著作曾取得第84届奥斯卡最佳歌曲提名。

卡纳提克音乐：被少量独占的文明遗产

克里什那从孕育了卡纳提克音乐的前史布景讲起。事实上，卡纳提克是南印度古典音乐的音译，源自16世纪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。帝国在半岛南端强大的一起，波斯人侵略了印度北部，印度音乐从此发展出两条爱憎清楚的头绪：南边的卡纳提克和北方的印度斯坦。与北印度不同，南印度音乐很少遭到波斯和伊斯兰文明影响。自诞生之初，卡纳提克的昌盛就与南印度控制阶级的支撑密不行分，始终是流行于上流社会的“典雅文明”。

“卡纳提克之父”普兰达拉·达萨活泼于16世纪上半叶，除了是其时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，他也是一位赋有的金银商人，由于虔信黑天神而献出了大部分产业。

19世纪以来，卡纳提克得益于当地王族资助，迅速发展。这一时期，宫殿音乐家是卡纳提克的优异代表，三位最巨大的卡纳提克作曲家均日子在18至19世纪之间。卡纳提克扮演以歌唱为主，或用乐器模仿人声，音乐家有必要集作曲、演奏、歌唱于一身，大部分都能运用卡纳达语、泰米尔语、泰卢固语、梵语等多种语言创造。克里什那的出生地——运用泰米尔语的南印度文明中心、印度第六大城市清奈，直到今日，仍是卡纳提克音乐重镇。

跟着印度民族主义鼓起、脱节英国殖民影响的诉求越发激烈，卡纳提克被以为是印度代表性文明遗产之一，得到印度政府的大力宣扬和维护。不过，虽然有关部门将卡纳提克打形成具有两千年前史、一脉相承的文明珍宝，但克里什那却坦言，比较挨近现代含义上的卡纳提克，只能追溯到两百多年前。

卡纳提克寻求以纯洁的音乐体现深重内在，扮演者需求从作曲开端长时间学习，乐曲结构清楚，规矩谨慎，创造也常常从宗教中罗致创意。“阳春白雪”的审美取向，和前史上首要会集在社会上层的音乐受众，注定了一个集体在卡纳提克音乐发展中无足轻重——婆罗门。

音乐与种姓准则：音乐应该存在门槛吗？

婆罗门是印度种姓中的最高等级。在古代，他们是常识的掌握者，往往担任宗教祭司、宫殿文士、科学家、学者和教师。近代以来，虽然婆罗门的实践工作已和其他种姓相同，拓宽到各行各业，他们仍因种姓之利，享有许多特权和崇高的社会位置。在克里什那看来，种姓准则将工作分为三六九等，表面上是依照工作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来区分位置，实质上仅仅唯血缘、唯身世论的遗毒。

其间，受克扣最深、最受国际注重的当数“贱民”阶级。“贱民”的先人，从事整理污秽、丧葬等触及社会忌讳的工作，因而被视为“不干净”、“不行触摸”，实质上是被扫除在种姓序列之外，坐落社会的最底层。在种姓准则下，一个人遭到的尊重程度与种姓凹凸成正比，而种姓身份代代相传。比较夸大的景象是：“贱民”的儿子永远是“贱民”，即便“贱民”的儿子尽力进入了大公司、成为了互联网工程师，也不会被高种姓的搭档接收为他们的一分子，无法得到周围人的尊重。

即便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，废弃种姓准则、消除轻视的条款就被写入宪法，并且简直一切的政治家、常识分子都对立种姓轻视，以为种姓准则极大约束了印度的现代化。但半个多世纪曩昔，种姓的影响力仍然无所不在。直到今日，许多种姓准则“不行触摸”的“贱民”，仍日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，捉襟见肘，在贫困线之下挣扎。虽然校园、议会为他们留出了固定座位，但能甩掉种姓包袱的人，终究是极少量。种姓似乎成了印度永久的热点话题，更是笼罩印度社会的一片阴霾。

传统上，有三类人会演绎卡纳提克音乐。除了位置爱崇、博学多识的婆罗门，还有被称作音乐耕作者（music cultivator）的工作艺人和最为特别的“德瓦达西”（Devadasi）。印度教神明很多，寺庙树立。在南印度，人们会将少女“贡献”给神明，她从此居住在寺庙里，成为“神的妻子”德瓦达西。她们实行宗教典礼，歌舞熟练，具有极高的艺术成果——包含卡纳提克，但她们不得不为朝圣者供给性服务，往往沦为权贵宣泄愿望的目标。因而，德瓦达西也被人们视为“庙妓”，逐步污名化。

1988年，印度全境废弃庙妓准则，但在部分地区屡禁不止。德瓦达西们的境况，仍然鲜有改进。她们日子窘迫、饱尝轻视，还失去了不用依靠男性的自在与“神的妻子”的崇高身份。在家世之见根深柢固的音乐界，她们逐步被边缘化。虽然她们的音乐风格和技巧被他人学习承继，德瓦达西自身却失去了音乐话语权。这种不公，让克里什那难以承受，他开端反思音乐门槛的正当性。

不行否认，包含克里什那本人在内，许多超卓的卡纳提克艺术家，尤其是研究音乐理论的学者，都身世于婆罗门——他们荣耀地承继了古典音乐传统，一起也是旧系统的既得利益者。克里什那并不讳言，性别和身世让他总能从争议中全身而退，而他期望能更好地运用这种特权，做出量力而行的改动。

“身为男性，你能够做一个女权主义者；身为婆罗门，你相同能够对立种姓准则。”更重要的是，从卡纳提克音乐家的视点，种姓、身份对卡纳提克音乐的演化，起到了尤为深入的效果。克里什那无法安然面临这种腐蚀音乐国际的陈旧规矩，而对音乐和音乐家之间的“轻视链”无动于衷。

街头的社会学试验：音乐能够消弭种姓差异吗？

早在此之前，自6岁起学习卡纳提克音乐的克里什那，就在打磨音乐技巧的过程中，首要留意到了音乐的年代性和前史变迁。他曾企图依据文献，重现一百年前的卡纳提克音乐，却发现声响并不动听，彻底不符合他作为音乐家的审美。这让他发生自我置疑，终究什么是音乐，乐声为何会改变？音乐之美的界说和标准，又由谁来拟定？

克里什那以为，答复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中心在于，音乐由谁来扮演，又有哪些人在听。

卡纳提克音乐会有严厉的标准，听众布景类似、都是了解文明传统的“圈内人”。对此，克里什那点评道，许多印度人或许并不诚心信奉宗教，但他们对环绕宗教衍生出的一系列杂乱典礼无比忠诚，这些典礼就变成了文明，将人和人严密联系起来，构成一个相对关闭的集体。卡纳提克的听众，也是如此。

克里什那问道，人们究竟为什么来我的音乐会呢？是由于音乐，仍是由于喜欢触摸自己了解、能发生文明归属感的东西，仍是单纯喜欢和一屋子看起来差不多、感觉接近的人在一起？

所以，克里什那打破约束，走上印度街头，为一般群众扮演卡纳提克——体会不总是令人愉悦。有一次，他演唱了二十多分钟，四个蹲在他面前的小孩，却全程紧紧堵住自己的耳朵；路人也叫他从速停下来，以为他的歌声是噪音。这种待遇，对任何一个悉心研习数十年的艺术家来说，无疑都是沉重的冲击。在克里什那看来，这也是为何“典雅艺术”习惯于高居殿堂，很少乐意暴露在群众审视下——置身于生疏的文明语境中，艺术家会变得极为软弱。

卡纳提克音乐家克里什那在讲座现场。

不过，谈起这些阅历，克里什那反而笑道：“为什么一切人都有必要喜欢我的著作呢？”在他看来，人都有偏好或无法了解，乃至讨厌的音乐类型，他也不破例。重点是，任何一个人都有时机触摸到自己喜欢的音乐，能相等地赏识、学习或扮演它们。他着重，他并不介意卡纳提克音乐的传承，为了维护而维护含义不大，他更关怀赏识音乐、享用音乐的人。

音乐对人的日子有多重要呢？他共享了一个故事，在斯里兰卡某次骚动期间，乃至有乡民在逃避轰炸的空隙，从掩体走出来持续歌舞。他自问，假如他在现场，只怕会以保住性命为榜首要务。但关于逃无可逃的当地人来说，或许音乐能点着他们的生命力，带来无与伦比的高兴。

克里什那相同打破了卡纳提克作为“典雅艺术”的体裁约束。卡纳提克是纯洁、品德、有深度的，用词美丽文雅。而克里什那创造了一首运用街头俚语、乍听有些粗俗的卡纳提克著作。这首歌曲，实在反映了清奈北部居民困难的日子境况。清奈北部多为污染严峻的工业区，许多穷户无法蜗居其间，却反而被居住在南部市郊的有钱人以为“风险”、“下贱”。这种反差就比如一位昆曲艺术家把唱词改成嘻哈风，讲的是漂在深圳的三和大神。

令克里什那感到意外的是，言论对此并没有太大反弹。乃至有人说，看卡纳提克音乐多棒，可拿来诠释任何主题。他想，“一切人都热心环保，假如把偏重换成（更灵敏的）种姓准则，成果恐怕就大不相同了。”面临保守派的质疑和互联网年代音乐多样性的应战，克里什那心态出人意料地敞开和容纳。他发起不同文明、艺术形式和音乐门户之间互相学习。虽然如此，他不喜欢西方人类学家常用的“风俗”（ethic）一词：“它（让咱们的音乐）听起来充溢异国情调，却一点都不严厉。”他对未来十分达观，信任互联网会让年轻人视野更开阔。“只要坚持达观，才干融入这个社会。”

克里什那运用自己特长的卡纳提克音乐，不断打破“典雅艺术”的藩篱，企图在音乐的国度里，首先消弭种姓准则、贫富分解形成的不相等。

“音乐家也是一般人，并不特别，只不过音乐这种才干让他们看起来十分特别。” 除了创造并扮演卡纳提克，克里什那还勤于写作，热心公益，为消除种姓轻视、完成性别相等、维护自然环境而奔波。他以为，传统卡纳提克音乐家和文明学者之间需求有更活跃的沟通。前者更关怀技能性问题，对社会实在现状缺少感知。而后者注重解读音乐，专心于发掘音乐背面的文明内在，却对音乐实践的中心特质知之甚少、轻描淡写。期望音乐性和社会议题能结合起来，然后激起更多好的著作。

在答复关于“完美主义”的问题时，克里什那说道，完美的音乐不需求技巧上毫无瑕疵，而在于能感动人心、引发共识。无论是卡纳提克音乐走出国门、走向群众，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终究完成，这既需求许多社会安排、文明安排的共同尽力，更需求任何一个人都成为有意识内省的听众和个别，不断考虑。